二十年前发生的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已经以其伟大的历史作用载入史册。二十年的改革开放是在克服重重阻力和经过多次思想解放中实现的。改革开放已经进入新的攻坚阶段，纪念过去是为了现在。因此，反思二十年前那场大讨论及以后的历程，发扬真理标准讨论的伟大精神，把握哲学的历史命运及其在实现跨世纪战略目标中的功能和作用，十分必要。
启示之一：哲学革命是社会变革的先导。在我国，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像“五四”运动和延安整风一样，都是在历史的转折关头应运而生，并成为社会变革的先导的。那场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矛头直指“两个凡是”以及它所维护的个人崇拜和教条主义。要走出粉碎“四人帮”后两年的徘徊，不批判“两个凡是”，一切无从做起。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帮助人们从精神枷锁中挣脱出来，对长达二十年的“左”的错误进行拨乱反正，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和实现工作重点的转移奠定了思想基础。当前我国改革已经进入攻坚阶段。同二十年前相比，历史条件根本不同了，但新的实践仍然要求我们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继续坚持实践标准。只有这样，才能解决前进中的诸多矛盾，澄清种种疑虑，把我们的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江泽民同志指出，“今后的道路具体怎样走，要靠我们自己在邓小平理论指引下，在实践中不断探索，不断开拓，总结新经验，形成新的认识。”因此，清除因循守旧和现实的既得利益相结合形成的形形色色的思想羁绊，就成为新历史条件下思想解放的一项重要任务。要反对死抱着已被实践证明是错的，或者当时是对的现在已经不适用的教条不放；反对在学习邓小平理论时不讲实效，图虚名，搞花架子等形式主义。
启示之二：真正的哲学是革命性与科学性的统一。那场真理标准讨论的结果，是用科学代替迷信，用民主代替专断，解放思想为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注入了新的内涵，使它更具有科学性，使讨论成了坚持革命性和科学性相统一的成功范例。真理标准讨论，不仅为确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进行改革开放打下了思想基础，也为哲学的繁荣和发展创造了重要条件。但与那场讨论的伟大政治意义相比，讨论对哲学自身发展的推动却相形见绌，未能抓住改革发展提供的机遇，把哲学推向一个新的台阶。对理论思维的轻视，导致在一些人中经验主义盛行。在后来的改革开放中，一些地区和部门出现的急功近利的短期行为，好走极端，多次刮风，应当说与此不无关系。马克思说过，辩证法就它的本质上说，它就是批判的，是革命的。革命精神和科学态度相结合，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应有之义。不能把两者割裂开来，孤立起来，更不能借口革命性否定科学性，对无产阶级来说，没有科学性就不可能有真正的革命性。因此要解放思想，坚持实践标准以及作为它的延伸和发展的“三个有利于”标准，就要坚持理论与实践、真理观与价值观，即革命性与科学性相统一。
启示之三：哲学的命运依它满足社会需要的程度而定。回顾二十年前那场大讨论，人们常常发问，像对真理标准这样常识性的问题，何以会酿成震撼全国乃至决定后来二十年改革开放命运的思想解放运动。回答很简单，这是我国社会大变革的需要，历史决定了它在改革发展中必定要发挥巨大的先导作用。哲学来源于实践，概括了实践，又高于实践，最终指导和服务于实践。哲学近年来的“贫困”，是市场经济功利主义负面效应的产物，也有体制、政策方面的原因，但马克思主义哲学被模式化，与现实生活严重脱节等自身存在的问题，则是重要原因。“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基础是时代，离开时代去谈论哲学，就会失去根基。关键是要面向实际，把改革开放的生动实际当作自己新的生长点。把哲学研究社会重大问题等同于简单化、庸俗化，是一种悖理。爱因斯坦说过，哲学概括现实越普遍，它对生活的干预和作用就越大。哲学是什么，不是什么，已经讨论多年，哲学应是思辨与实证、形而上与形而下的统一。它是迟到的猫头鹰，更是报晓的高卢雄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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